网站开元棋牌太假了_开元棋牌有挂吗_开元棋牌有机器人吗欢迎您!今天是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社科院logo

姬亚楠:新世纪乡土书写中风俗仪式的传承与嬗变

2019-08-02 ??来源:《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 ??作者:姬亚楠
【字体:

新世纪乡土书写中风俗仪式的传承与嬗变

姬亚楠

(网站开元棋牌太假了_开元棋牌有挂吗_开元棋牌有机器人吗)

摘? 要: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对风俗仪式的描写虽呈现出逐渐弱化的发展态势,但仍有一些作家沿袭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专注于对风俗仪式的书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传承与创新乡土小说的创作模式和主题。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对风俗仪式进行描写,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乡土社会的野蛮和温情,或以浪漫主义手法感怀乡土世界的宁静和美好,抑或以象征手法表现对行将消逝的风俗仪式与乡土社会的焦虑和担忧。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风俗仪式;传承;嬗变

“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1]61由于风俗仪式在乡土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因此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不乏对风俗仪式的描写。“风俗是人类最具传承性的生活形态。它以时代沉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以凡俗生活为外形,囊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婚姻,以及人生信仰、道德风貌、人情人性等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风俗是集体程式化的生活方式,是地域色彩和风土人情的有效载体,它蕴藏着一个民族丰厚的历史积淀。风俗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体现着乡土社会的根性。因此,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我们仍能看作家到对风俗仪式的书写,延续着乡土小说创作的代系传承。

一、野蛮与温情的风俗仪式

新世纪乡土小说沿袭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通过对乡村风俗仪式的描写,揭示乡土社会的蒙昧、无知,批判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主要是批判“一种农民式的恶劣性,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中宗法制统治下形成的委琐、卑下、阴暗,以及不求上进的集体无意识”[3]122。与此同时,新世纪乡土小说家着力展示风俗仪式温情脉脉的一面,赋予风俗仪式更深层次的含义。

对乡土社会封建陋习的描写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揭露乡土社会的愚昧,批判国民劣根性。如鲁迅《祝福》中对“捐门槛”祭神习俗的书写;许杰《赌徒吉顺》中对“典妻”封建陋习的披露;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对“冥婚”鬼婚习俗的描写;蹇先艾《水葬》中的对“水葬”刑罚恶俗的揭露等,作家们痛心疾首地揭露封建恶俗对人性的戕害,以此引起疗救。与20年代乡土小说立足于鲜明的批判态度不同,80年代寻根文学的立场较为复杂。如在郑义的《远村》和贾平凹的《天狗》中讲述了“拉边套”的封建婚俗,在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郑义的《老井》中叙述了“童养媳”和“倒插门”的传统婚俗,寻根小说家大都以冷静的目光观察、审视封建习俗,不对作品中的人物做任何主观性的评价。对风俗的描写带有明确的文化归属目的,寻根作家希冀在文学界来一次真正的文化启蒙。风俗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传统文化的镜子喻示当代文化的欠缺”[4]123。在80年代寻根小说家的笔下,风俗描写作为其探寻和思考文化的方式,是为展现民族文化服务的。作家们试图在民族文化中寻求现代文化发展的原始动力,但他们未能实现最初美好的愿望,寻找到拯救现代文化的民族文化之根。相反在寻根作家的创作实践过程中,他们对传统文化长久积淀下的陋习与痼疾深恶痛绝。于是他们延续了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批判传统陋习对人的禁锢与樊篱,并力图在此基础上重建“国民性”。因此,与20年代乡土小说家不同,80年代寻根小说家对传统风俗、文化报以既珍视又痛惜的态度。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风俗仪式的描写突破了80年代寻根小说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重新回归2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传统。作家们通过对传统陋习的描写,揭露国民劣根性,以此引起疗救。在刘庆邦的一系列小说中,作家着重表现风俗的落后与野蛮,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风俗,揭示封建习俗的乖戾残忍,表现人们病态化的日常生活。《只好搞树》讲述了杨公才及其儿子点灯在村中受尽赵氏家族(村中大姓氏)的压迫。在不能采取正当的反抗手段下,点灯欺辱了赵长山的老婆月荣。赵长山得知后,集结同姓兄弟,残酷地将玉米粒塞进点灯的耳朵里。杨公才为了报复赵家人对他们父子的欺压,摧毁了赵长泰家种的树苗,并设局让赵家人起内讧,坐山观虎斗,表现了杨公才卑劣的本性。《一句话的事儿》则揭露了民间算命习俗对底层妇女的戕害。12岁的玉佩在一次庙会上遇见一位骗人钱财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谎称她一生要嫁5个男人。玉佩深信算命先生的预言,即使嫁给家底殷实的高顺,她依然不安心,仍兴致勃勃地等待其他男人出现。在谎言的蒙蔽下,玉佩先后改嫁了三次,秋鸽子(第5个男人)的出现最终结束了玉佩劳碌辛苦的一生。与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玉佩不禁令人同情、怜悯,进一步揭示封建迷信害人的本质。《双炮》讲述了令人发指的妯娌之斗,批判了底层妇女的无知与荒唐。大炮的妻子林翠环为了“能拿得住”比自己优秀的弟媳小如,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甚至强迫丈夫大炮与弟媳小如发生性关系,以此抓住小如的弱点,达到“拿得住”弟媳的目的。《嫂子与处子》展示了乡土社会中嫂子可以随意与小叔子开玩笑的叔嫂关系。作者讲述了二嫂和会嫂在田间地头开民儿的玩笑,强行将民儿的裤子扯下,暴露下体的民儿勾起了嫂子们邪恶的念头。在威逼利诱下,受尽凌辱的民儿不得不与嫂子发生性关系。刘庆邦以展示卑劣的乡风习俗,暴露乡土社会的野蛮、愚昧,揭示人们荒唐、可怜的悲剧命运,反思人们残酷的生存境遇。

在贾平凹的乡土小说中,作家通过描写传统陋习来揭示人们悲惨的生活境遇,以此起到启蒙思想、开启民智的作用。在《天宫图》中,作家通过对路六命悲剧一生的叙述,对乡土社会中扔死婴、掘墓、抬棺材等传统行当的描写,揭示乡土世界中可怜人的不自觉、不自知的悲惨人生。《日光流年》讲述了遭受喉堵症迫害近几百年的三姓村村民为了治病,男人将皮活生生地从身上刮下来卖钱,女人从事卖淫活动,赚钱养家,艰难度日。但当所有的付出无济于事之时,村民们将希望寄托于封建迷信,认为灵隐河的河水可以治病,不惜一切代价引水。这与鲁迅的《药》中,华老栓将希望寄托于“血馒头”一样让人感到荒唐与可怜。在《美穴地》中,贾平凹把风水习俗与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运用反讽的手法还原乡土社会原貌。作品讲述了闻名远近的风水先生柳子言为了能保佑儿子大富大贵,费尽心思为自己选了一处“风水宝地”作为坟墓并将自己活葬于此,然而,柳子言的“壮举”却并未换来儿子事业的顺风顺水,儿子最终只是戏班的演员而已。柳子言用生命换取的“美穴”不过是给自己买下的一个安慰。贾平凹的《美穴地》无疑给奉行土葬、迷信风水之说的乡土社会注入一剂“清心剂”。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除了通过描写风俗仪式来揭示乡土社会的愚昧外,还有一类作家以全新的视角切入传统风俗仪式,发掘传统风俗更深层的意蕴,即作家通过描写琐碎的传统风俗仪式,传递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比如在张宇《乡村情感》中,作家对婚俗仪式的描写彰显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郑麦生生命垂危,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儿子成家立业,准亲家张树声为了满足他临终遗愿,甘愿违背乡俗,背负各种压力,毅然决然地为女儿准备婚礼。作品详细地描述了繁琐的婚娶仪式,如捆嫁妆、抬嫁妆、送亲酒等,在短暂的时间内张树生将儿女婚事办得有声有色,完成了郑麦生临终心愿。张宇的《乡村情感》赋予了乡风习俗更深刻的人文意义,从这个层次出发,张树生对婚礼的大操大办不再是落后的封建习俗,而是人们对生命敬畏、对生命垂危者最后的慰藉,体现了邻里间深切关怀。又如李佩甫的《黑蜻蜓》讲述了二姐坚持自己婚礼一切从简,反对铺张,甚至简单到令人感到窝囊,然而面对逝者,二姐却非常讲究丧葬仪式。作品中,二姐为奶奶守灵,严肃认真地糊“哀杖”,钻“牢盆”,并在入殓时高喊“躲钉”,生怕钉子会扎到奶奶的魂灵,尽心竭力,丝毫不马虎,表达出对逝者的深切怀念。作品通过对丧葬习俗的细致描摹,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涓涓深情。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风俗仪式的书写不仅延续和传承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传统,描写传统风俗的残忍冷酷,揭露乡土社会的愚昧落后,而且作家以审慎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风俗,发掘风俗仪式脉脉温情的一面。此时的乡村风俗不再是落后的象征,而是表达人与人之间关怀、尊重的手段。作家通过对这种风俗的描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充满爱与美的乡土世界。

二、宁静与美好的乡村风俗

以浪漫主义手法展现纯美的乡土社会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通过风俗仪式的描写来展示独特的地方特色,再现清新明丽的乡土世界,表达对故土家园的热爱。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在塑造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时,与以往作家存在截然不同的创作模式,他们大都擅长采用回忆的视角,描写记忆中的乡村,以此勾起人们对即将消失的乡土世界的眷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以展现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来反思现代性。比如在沈从文的《边城》中,作家展示了一个充满着原始力与美的湘西世界,宁静而又充满张力。作家以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人情美反思现代性。再比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作家再现了一个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美,传达出乡土自然的博大与神秘。他们的创作是“最纯正的乡土文学”,“其对乡土生活的书写更多的是个人的经验和文化记忆,是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另一种异域风土人情,包含着对乡土自然和乡土人伦的双重肯定”[5]143。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等人开创了“风俗画”小说创作模式,为燥热的80年代送来了一阵凉风。如汪曾祺笔下古朴清新的庵赵庄,刘绍棠笔下风情万种的京东运河,邓友梅笔下京味浓郁的市井民俗。作家们凭着个人的审美情趣,书写心目中的乡村世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派,是对汪曾祺等人的继承与发展,但他们重视风俗仪式描写的目的在于增加作品的文化色彩。寻根作家的创作旨在挖掘支撑民族发展的文化之根,因此,寻根作家笔下的风土人情即使荒蛮,但却彰显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比如在韩少功的《爸爸爸》中,展现了鸡头寨野蛮而有力,残酷而雄壮的风俗人情。新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逐渐呈现出荒野化、空心化、空巢化的面貌,风俗仪式也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作家保持一种警醒状态,潜心投入到对风俗人情的描写,唤醒人们对即将消失的风俗仪式的记忆,反思现代性,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的书写较之以往的乡土文学创作有着更加复杂的背景。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这一定程度上使得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的书写更加重要。“事实上,对于城市的敌意是一种恐慌的症状,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引起的巨大不适乃是这种恐慌的来源。为了抵御恐慌,作家竭力召回乡村的影像作为感情的慰藉。”[6]郭文斌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家中书写田园牧歌式乡土世界的代表作家。他通过对记忆中的乡村的书写,唤起人们对美好乡村的记忆,借此慰藉创作主体的情感。郭文斌大都采用儿童视角,描写乡村风俗,反思都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体现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艰难守候。比如《中秋》叙述了乡村社会,邻里之间逢年过节互赠食物的传统,展现了乡土社会的温馨、和睦。在《开花的牙》中,作家通过儿童视角,细致描述了杀鸡带路、金银斗、孝子磕头、白仙鹤等丧葬习俗,充满希望地阐释了死亡的意义。在作家看来,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开始。《五谷丰登》描写了正月挂灯笼、初一发压岁钱的传统风俗,展现了纯朴的民风,表现了主人公对都市社会中人情淡薄的感慨,以及对都市到处都是灯火通明而失去生活趣味的哀叹。作品通过对比描写,展现乡村与城市的差异,既表达了对乡村亲情的召唤,也传达出对淡漠的都市文化的反思。城市物质条件的充裕使得儿子对压岁钱满不在乎,接受长辈压岁钱时头也不抬,然而几个在农村生活的侄子则手舞足蹈地接过长辈的压岁钱,欢天喜地相互追逐打闹。“我”来到院子看见一个个在风中摇曳的灯笼,与城市中的灯火通明截然不同,这种感觉是城市无法比拟的。作家通过细节,品味着乡村的静谧、美好。在郭文斌的小说中,作家饱含对乡土社会的深情,满蕴着眷恋,着力表现乡村世界的祥和、宁静。郭文斌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回避描写乡村恶俗,展现乡土世界的浓浓亲情。这不仅是作家对都市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对精神家园的坚守。

除此之外,迟子建、刘庆邦、陈启文、晓苏、李立泰、宋剑挺、地丁等作家的作品也着力表现乡土世界的纯美。比如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童话世界。又比如刘庆邦的《种在坟上的倭瓜》塑造了乐观开朗、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猜小的形象。在《梅妞放羊》、《一捧鸟窝》、《美少年》等作品中,刘庆邦以温柔的笔端触及乡土世界的善与美,表现了作家对诗意乡村的留恋。再比如陈启文的小说《逆着时光的乡井》中,作家通过从石泉村的白鹤井的命名谈起,讲述了井水与村庄休戚相关的命运,再现了人们在井边打水、闲谈的生活场景。

对乡村美好生活的怀念和眷恋是乡土小说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乡土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风俗的流失,作家对乡土世界祥和之美的向往更加明显。作家们不忍直视乡土世界的颓败,以文化坚守者的身份来扞卫乡土社会,展现乡村诗意之美,以此唤起人们对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的记忆,反思都市文化,反思现代性。

三、行将消逝的风俗仪式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大批青壮年离土离乡进入城市,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乡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虚空与落寞,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失守”。面对这种状况,作家们将对精神家园的坚守转化为创作动力,以此唤醒人们对行将消逝的乡村的关注。“所谓精神家园也便是人们所确信不疑的精神努力目标,是人的终极关怀,是被人认作自己生存之根本的精神理想。”[7]2精神家园的“坚守与失守”之间矛盾,加深了作家对乡土世界的担忧与焦虑。

新世纪以来,乡土作家对这类题材的创作沿袭了80年代寻根小说创作的传统,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80年代寻根文学家笔下的风俗描写透露着浓厚的文化寻根意识。寻根作家高举“寻根”的大旗,对“各种各样的风俗描写是作家有意识地作为文化来表现的”[8],作家们希望通过挖掘传统风俗,寻找到支撑现代文化发展的民族文化之根,但在创作过程中看到的确是满目疮痍的传统文化,作家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寻根”却又找不到“根”的痛苦与焦灼。比如在贾平凹“商州系列”和李杭育“最后一个”系列中,作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内心的失望与落寞。与寻根文学家相比,新世纪乡土小说家经历了更为痛苦的内心挣扎过程,他们在对乡村风俗探寻之时,深刻感受到风俗文化行将消逝的危机,却又无所适从。对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家来说,哪怕寻根时期野蛮的风俗文化也有可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内心的痛苦与焦灼逐渐演化为担忧与焦虑。

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和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早期便发表了反映精神家园丧失之痛的都市题材的作品,随后出版的《高老庄》、《怀念狼》等则是农村叙事的旨在表现乡村家园建构的反思。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创作充满了对主体精神建构的困惑与反思。这种困惑与反思在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中得到集体爆发,在作家看来,秦腔是传统文化的缩影,秦腔的消逝预示着传统文化的消逝,没有了传统文化,乡土社会也就失去了精神内核,不复存在。贾平凹以陕西剧种秦腔贯穿全文,赋予了秦腔民族传统的象征寓意,作品讲述了几代人对秦腔由喜爱到厌恶的转变,以此预示、观照传统文化的命运。夏天智是第一代人中热爱秦腔的典型代表,他视秦腔如生命,自费出版《秦腔脸谱集》。然而,这本被夏天智视为珍宝的《秦腔脸谱集》,在他死后却被弃之如履,这预示着秦腔必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白雪是第二代人中为数不多的喜爱秦腔的代表,她热爱秦腔,以唱秦腔为生,但是丈夫夏风的反对、秦腔剧团的解散,最终导致白雪放弃了秦腔,秦腔也失去了展演的舞台。白雪作为秦腔的化身,在失去秦腔后产下一名残疾儿,在此作家赋予这一细节强烈的寓意,以表明秦腔艺术最终发生畸变的悲剧命运。秦腔是夏天智那代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是乡土社会“大苦中的大乐”,几乎人人都会哼唱秦腔。同时,秦腔是农民躬耕陇亩的调剂品,“当老牛木牵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涤荡尽了。”都市文化的扩展严重冲击着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青年人迷恋流行音乐,不再喜爱秦腔,甚至厌恶秦腔。贾平凹敏锐地观察到乡土社会对秦腔态度的转变,意识到传统风俗、传统文化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浇灌,怎能开不出盛放的鲜花?正如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坦言自己的担忧:“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9]516作家深感乡村发展的后继无人,担忧乡村就此消亡,离开人们的视野。如果乡村不消失,它又该如何保存下来?作家内心充满了焦虑。

如果说贾平凹擅长描写风俗仪式来展现对即将消亡的传统文化的焦虑,那么,迟子建便是在古今风俗仪式的强烈对比中,彰显少数名族风俗仪式原生态之美,传达出对即将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担忧,表现了作家对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发展前景的焦虑与困惑。迟子建潜心展现独具民族风情的世外桃源般的乡土世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描写了鄂温克族人神秘的风俗仪式,譬如狩猎前的仪式,风葬的祭祀仪式等,展现了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譬如居住在希楞柱,女人临产的亚塔珠,以及随驯鹿季节性迁移的生活方式等。迟子建赋予万物有灵的审美价值判断,鄂温克族人敬畏生命,遵循自然规律而生存。驯鹿被赋予“大森林的子女”的圣名,它熟知大兴安岭密林,引导着鄂温克族人在密林深处迁徙,享受着最原始的生活模式。鄂温克族人深信萨满法师是神的使者,神赐予了萨满法师的强大无比的神力,因此无论是婚葬嫁娶、治病求医,还是驱邪救灾、部落迁移都必须听从萨满的安排。同时,鄂温克族人认为萨满法师是在神的指引下,掌控着族人的生、老、病、死,并可以借助神力扭转族人的命运。作品中,讲述了萨满法师妮浩为救奄奄一息的马粪包,含着热泪念起古老萨满咒语,用自己女儿的性命与神灵做交换,救回了马粪包。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鄂温克族古老而神秘的传统风俗,再现了鄂温克族人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然而,就连如此神圣的原始部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不得不面临现代文明的侵袭,放弃游牧生活,在政府新建的安置房中定居下来。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得原始森林遭到破坏,驯鹿被迫失去家园圈养起来。拥有至高无上法力的萨满法师似乎也突然失去了神力,不再受人崇敬,神衣、神帽、神裙也被摆进民俗博物馆中展演。原本真实存在于鄂温克族人生命里的人与物,而今却成为永远被封存起来的民族记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10]253迟子建用沉痛的笔记录下鄂温克族这个原始族群百年兴衰史,表达作家对如何完整保存少数民族文化及传统的痛心思考与担忧。

除此之外,其他作家也通过对乡村风俗仪式的描写,揭示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表现出对乡土社会的焦虑与担忧。比如在孙慧芬的《上塘书》中,作家描写了上塘的杀猪请客、丧葬嫁娶等风俗仪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上塘的风土人情,再现了上塘的政治、文化、教育、贸易、婚姻等当地风俗,然而,上塘的风俗仪式在商品化进程中逐渐消失。再比如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作家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影射整个中国大地上的乡村,反思乡土社会的兴衰变革,发出“推土机年年作响,回不去故乡?”[11]467的感慨与疑问。?

结? 语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风俗仪式的描写既是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传统的传承,更是对其的突破。首先,作家不仅延续了20年代乡土小说“思想启蒙”的主题,通过对传统风俗的描写既揭示了乡村社会的野蛮,又展现了乡土世界的温情。其次,作家以文化扞卫者的身份通过回忆的视角勾起人们对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的向往,赋予了风俗仪式极富人情味的深层含义。最后,作家不仅延续了80年代“文化寻根”的创作思路,更传达出“无根可寻”的痛苦与焦灼,不仅表达作家对即将消失的风俗仪式的担忧与焦虑,而且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精神建构的困惑和迷茫,正如有研究者表明:“当前文学面临的困难,从表面上看是作家叙事的难题,其实是文化的难题,是社会的难题。”[12]但无论是哪种作品,都体现了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都市文明的痛苦反思,对主体精神建构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谈谈风俗画[C].陆建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李莉.中国现代小说风俗叙事的兴起[J].文学教育,2007(8):61-63.

[3]王庆.现代中国作家身份变化与乡村小说转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4]南帆.冲突的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温儒敏,陈晓明.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南帆.文学:城市与乡村[J].上海文坛,1990(4):20-25.

[7]卢风.人类的家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8]王晓恒. “五四”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民俗描写特征论[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5):27-31.

[9]贾平凹.秦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1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11]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12]何弘.新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的中原作家群[J].中原文化研究,2013(6):106-110.

(原刊于《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姬亚楠:新世纪乡土书写中风俗仪式的传承与嬗变